法律如何保卫良知

2019年8月12日15:08:08 评论 54

2016年11月1日,《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正式实施。同年12月19日上午,民法总则草案进入三审阶段。这两部法律法规的草拟或出台有望解决过去常出现的救助反被讹的道德困境问题,使好人的救助行为得到法律的保护。

要促使人成为好人,就需要消除善良行为的心理顾虑和外在压力,让良知得到充分的释放,对此法律大有可为。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探讨法律为何能保卫良知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保卫良知,以使法律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挥促进良知的作用。

一、良知成本与良知的实现

(一)良知的呈现或沉沦:人性的两个方面

人性有着分裂的特征,一方面是道德人,一方面是经济人。人性的两个方面并非毫不相干,往往引起人的意识中的激烈交锋。由于利益更显露,良知更潜沉,更容易发生的是良知被利欲遮蔽,出现良知的沉沦现象。

由于人对利益的追逐,而利益是可计算的,由此而产生出了计算理性。在利益追逐之心和计算理性的帮助下,良知也被纳入了成本和收益的考量之中。

比如,当老人倒地,基于良知的冲动是要予以救助的,但计算理性又会给良知行为进行成本计算。如果考虑救助行为存在被讹诈的可能性,自己要为良知行为支付巨大价格时,是否要扶起地上的老人,便成为一个艰难的抉择。

在良知和利欲的对抗中,一个健全的社会,不是“灭人欲”,而是要考虑如何通过制度使良知减少成本的负担,实现利他和利己的平衡,使良知得以呈现而非沉沦。

(二)社会环境:良知的摇篮

使良知背负上成本的,还有社会环境。由于人是社会的动物,个体背离群体的成本相当巨大。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环境能够改变人。

良知的生长需要有适当的环境。在这个方面,中西思想家有很多重要的论述。孟子非常重视环境对一般人的影响,他认为心虽然是善的,但如果没有适当的环境,一般人的心的自主性容易丧失。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和孟子一样主张人性本善,同时也认为人之自然本性的丧失,是来自文明进程中不平等的必然结果。

良知受外界影响而难以呈现,也被一些心理学实验所证明,比如“米格拉姆实验”和“斯坦福监狱实验”展现了残酷的人性现实:通常意义下的好人也易在某种特定的群体环境下,变得麻木和残忍。

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对良知的不利影响可分两种,一种是由于受到制度环境可感知的威逼,良知被压迫。另一种是基于社会权威和外部环境的潜在影响,盲目服从了权威,从而放弃了良知的判断。

因此,人的良知状态也不可避免地打下了社会的烙印。而如果社会一旦出现病态也会进一步演化为良知的病态。法律是一剂人为的良药,把握好剂量,服用得当,即可消除社会的疾患。

二、通过法律减轻良知的成本负担

良知的呈现是良知“去蔽”而产生的,在祛除七情之遮蔽后,良知便呈现出来。但是由于人性也有逐利的特点,人的七情多由利益所触发,因此良知的“去蔽”尤其艰难。

法律能够保护良知,在于法律对利益关系的调整,使法律具备了高度理性化的特质。而这种性质和人性中的计算理性是相匹配的,它可以使人们利用法律进行成本和效益的计算,来决定自己理性的行为。因此,法律可以使人们通过成本计算,增加或减少追逐某种利益的心理动力,也可以在良知不足时,减少良知的成本,让个体良知更容易发挥作用。

法律减少良知的成本支出,并不能直接实现良知的“去蔽”。但是可以减轻良知遭受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压力,减轻七情之蔽的影响,使良知更容易呈现出来。良知的内在压力在于自我利益的计较,外在压力在于外在社会环境对良知的逼迫。在计算理性之下,二者都可能构成良知实现的成本。只要法律减少良知行为的成本负担,良知就会减少自身压力,从而更利于人们做出良知的行为。

三、法律保卫良知的方式

(一)法律防范压善行为保卫良知

1、法律防范权力对良知的压制

国家权力和服从者的良知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和谐关系,完全没有良知过滤的服从,可能成为国家权力作恶的参与者。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发现的“平庸之恶”即缺乏思维和判断能力,盲目服从国家权力。如何防范“平庸之恶”?对个体来说,要以良知来抗拒这种官僚化、理性化的制度,实际上有着巨大的成本负担——被排斥、被否定以及其他经济利益的丧失。

法律可以提醒人们:对权力的服从并不能免去自己良知的责任。法律对“平庸之恶”的审判,提高了放弃良知判断的行为成本,从而使良知的行为成本相对减少,因此对大胆运用自己的良知有激励作用。

2、法律防范自身对良知的压制

权力对人的逼迫也可能以暴力的形式体现出来,法律就是最为典型的形式。

由于法律制度总是存在不完善性,这种不完善的进一步发展也可能导致不正义,那么对以良知名义违背法律者,法律又当如何处置?善良违法要处理的是良知和法律孰轻孰重的问题。良知决不能用生硬的制度予以抹杀,而应当在维护法治的基础上予以呵护。保护良知要求对善意的违法予以适当的宽宥,法律不仅释放了它的善意,而且良知也减轻了外在的压力,减少了自身的成本。

法律防范自身对良知的压制,还要求不得滥用利益激励,以至于强化了利欲对良知的挤压。法律需要依靠利益激励才能发挥作用,但是如果过度地依赖利益激励,鼓励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则良知就会被挤压,因为良知最终会被纳入成本考量之中,并被视为获取最大收益的障碍。

法律作为调整利益关系的手段,既不要迫使人们为了利益出卖良知,也不要让人为了良知不得不丧失利益。这样,法律对利益关系的调整,才构成了对良知的正确保护。

(二)法律严惩欺善行为保卫良知

欺善行为即欺负他人的善良,并利用它获取利益的行为。欺善行为让良知背负了巨大成本,导致恶的蔓延,给良知的生长带来了恶劣的环境。欺善行为可以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而法律惩罚就必须以更严厉的惩罚,来加大实施者的成本,才能禁止这样的行为。

从中国刑法的规定来看,法律对欺善行为的惩罚更重,比如:《刑法》“挪用公款罪”中,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比普通挪用公款处罚更重。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中,“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也有着比普通抢劫罪更重的刑罚。

于是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原则:当欺善行为出现时,在有关惩罚性法律规定中,应有更重的处罚。同时,鉴于欺善行为对社会良知的严重危害,法律应重点针对这类行为进行惩罚,而不能任其蔓延。比如虚假乞讨骗取善心,敲诈讹诈见义勇为者,利用慈善或宗教名义骗取捐款等等。就目前中国的“好人法”的内容来说,仅仅免去良知行为带来损害的民事责任是不够的,还应当从刑法角度加大对欺善行为惩治力度。

(三)法律通过扬善行为保卫良知

法律所弘扬的善不是偏私之善,而是公平之善,任何不公正,都会使良知受损。

从根本上看,社会公平之所以有利于良知,是因为公平减轻了良知的负担,而不公平则容易使人性激发对金钱、地位以及被爱、被尊重的强烈欲求,最终使良知在人心中被挤压。

法律以公平来扬善,首先应当做到通过公平立法来维护良知。其次,法律通过善意适用来保卫良知。

四、敬重良知才能保卫良知

法律能否保护良知,还在于法律是否敬重良知。当我们这个社会上,人们对利益的过度追逐,对某个社会目标的急迫期待,对社会公平的极度漠视,都有可能忽视良知,使良知背负过大的成本和负担,使良知遭受损害。一个法治的社会虽然不能造就良知,但法律却可以保护良知,减轻个体在良知实现上的各种社会压力。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