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到底为谁而辩

2019年8月7日10:53:25 评论 63

刑事辩护律师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辅助法庭厘清类似“抢劫”与“盗窃”区分、为被告人做罪轻辩护的同时,其无罪辩护的努力帮助不计其数的被告人洗清了冤屈。

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因日耳曼人的入侵而灭亡,起源于古罗马时代的律师制度随之衰落。随着欧洲大陆进入漫长的神明裁判时代,并在公元十一世纪创建纠问式诉讼,欧洲社会自此由令人瞠目结舌的人民接受“神断”的司法荒谬时代,进入了国王们扩张权力所需的司法专横时代。审判即审问的纠问式诉讼依据当事人供述和证人指证的证据定罪,开启了刑讯逼供的闸门。受审者往往还未来得及申辩就被从匆匆处死,刑事辩护无从谈起。

在欧洲大陆黑暗时代的尽头,现代律师制度在孤悬欧陆之外的英国开始了萌芽和生长。18世纪之前,英国刑事审判尚遵循“被控重罪的被告人受审时不应获得律师辩护”的原则,有权获得律师辩护的轻罪案件大都具有民事或行政属性,此类辩护更像律师从事民事、行政诉讼案件代理的业务延伸,并非真正意义的刑事辩护。因由对两起“司法屠杀”案件的反思,情况在“光荣革命”后发生改变。

1678年,名叫泰特斯.奥茨的教士揭发天主教徒正在策划一起针对国王查理二世的暗杀行动,以便让詹姆斯成为国王。查理二世不顾该揭发的重重疑点,趁此“天主教阴谋案”将议会中的天主教徒清除,并处死了约克公爵夫人的秘书科尔曼和多位天主教耶稣会会士;

另一起事件发生在1685年。蒙莫斯公爵叛乱被镇压后,杰弗里斯等五位法官奉命主持了对所有被指控卷入叛乱者的“血腥审判”,据说有300多人被处死,约800多人被流放,被处罚金、监禁和鞭笞者难以计数。

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爆发后詹姆斯二世被推翻,威廉三世、玛丽二世夫妇继位,共同统治英国。英国议会提出、作为威廉登上王位条件的《权利法案》通过,议会在君主政体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得以确立。为防止类似查理和詹姆士时代的“天主教阴谋案”和“血腥审判”重演,英国议会于1696年通过了《叛国罪审判法案》,法案虽然对律师单独为叛国罪案件辩护的权利有所限制,但因其赋予被控叛国的被告人聘请律师辩护、召唤证人的权利,律师为被告人出庭辩护的法定地位自此明确。即便如此,大多数重罪被告人仍无法获得律师辩护,这种情况在1780年《叛国罪审判法案》通过后有所改善;1836年,《被告人律师法》在英国问世,所有重罪被告人获得了在庭审中聘请执业律师代为回答问题和进行全面辩护的权利。现代刑事辩护制度得以确立。

刑事辩护律师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辅助法庭厘清类似“抢劫”与“盗窃”区分、为被告人做罪轻辩护的同时,其无罪辩护的努力帮助不计其数的被告人洗清了冤屈。

每一个被指控犯罪的人都有权获得辩护是刑事辩护制度的必然要求。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起源于英国普通法的现代刑事辩护制度回到发轫古代律师制度的罗马法为渊源的大陆法系代表国家——法国和德国后,仍然有律师为辩护付出生命。

1989年,在法国庆祝大革命200周年的庆典上,时任总统密特朗表示,“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但也是不可避免的。”为国王路易十六公开辩护的声音随着时间推移、岁月流逝,在今天已越来越多。但路易十六被指控叛国罪接受国民公会审判的1793年,法国正浸泡在大革命血与火的洗礼当中,杀死路易十六的呐喊因“政治正确”群言汹涌。那是个人人自危的时代,为路易十六辩护是一桩令人绝望又十分危险的差事。

书写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托克维尔的曾外祖父马尔泽布并非保皇党人,这位老贵族坚持“在法国存在某些属于国民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因批评王权曾被放逐。当听说国王路易十六将被处死时,这位已经70岁的老人主动请缨与其他两位律师一起为国王路易十六辩护。虽然马尔泽布对国王的施政成绩和善良仁慈倾尽列举,却未在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比尔“国王必须死,因为法国需要生”的革命逻辑面前取胜。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处死。这场可载入司法史册的审判无疑因辩护没有缺席至今闪耀着人性的光芒。一年后,马尔泽布也被送上断头台,赴死前他的慷慨留言道出了刑事辩护制度的意义所在:“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我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

一百多年后的德国,1931年5月8日,律师汉斯.利滕在“埃登舞蹈宫案”审判中,向法庭申请传唤了证人希特勒出庭。当时的希特勒几近权倾天下,利滕仅是个新硎初试的小伙子。

作为出生于法律世家的犹太人,利滕没有像父亲一样为进入上流社会担任仲裁员和法律顾问,也没有像许多家境殷实的子弟那样选择从政,而是成为了一名律师。执业不久,他便从赚钱的民商事领域转入刑事辩护领域,第一大客户是德国红色救助会,他为那些因政治活动或信仰而被捕的人主张权利。为了胸中的法治信仰,利滕也会免费代理案件。

“埃登舞蹈宫案”案情并不复杂,那时纳粹如日中天,其下重要激进组织“暴风33队”在1930年11月22日晚冲入埃登舞蹈宫酒吧打伤3名“游隼1923”旅行协会的会员,民众一时间人心惶惶。利滕想证明,“暴风33队”的暴力活动来自于希特勒的授意,他想借此案揭露纳粹的暴力与反动本质,以唤醒沉睡的德国人。

利滕对希特勒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盘问,使不可一世的希特勒丑态百出。虽然因法官庇佑利滕未能给予纳粹党沉重打击,但纳粹党徒确实因此案坐卧不宁。

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后,通过1933年“国会纵火案”终结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公民权利,逮捕了包括利滕在内的大批积极参与政治的犹太律师和共产党员。利滕被辗转囚禁于多所集中营,受尽虐待。其间,多人劝利滕对现实妥协,但利滕为维护魏玛共和国的法律和职业尊严,坚持与纳粹抗争,直至1938年2月4日自尽离世。

柏林墙倒塌后,德国法律界重新纪念了这位最着名的反纳粹律师,德国律师协会总部大楼以利滕的名字命名,律师协会也自称“汉斯·利滕协会”。2003年利滕诞辰100周年之际,德国律师协会会长称颂:“利滕是忘我的律师,是为自由和正义而战的勇士!”

书写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托克维尔的曾外祖父马尔泽布并非保皇党人,这位老贵族坚持“在法国存在某些属于国民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因批评王权曾被放逐。当听说国王路易十六将被处死时,这位已经70岁的老人主动请缨与其他两位律师一起为国王路易十六辩护。虽然马尔泽布对国王的施政成绩和善良仁慈倾尽列举,却未在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比尔“国王必须死,因为法国需要生”的革命逻辑面前取胜。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处死。这场可载入司法史册的审判无疑因辩护没有缺席至今闪耀出人性的光芒。一年后,马尔泽布也被送上断头台,赴死前他的慷慨留言道出了刑事辩护制度的意义所在:“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我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

一百多年后的德国,1931年5月8日,律师汉斯.利滕在“埃登舞蹈宫案”审判中,向法庭申请传唤了证人希特勒出庭。当时的希特勒几近权倾天下,利滕仅是个新硎初试的小伙子。

作为出生于法律世家的犹太人,利滕没有像父亲一样为进入上流社会担任仲裁员和法律顾问,也没有像许多家境殷实的子弟那样选择从政,而是成为了一名律师。执业不久,他便从赚钱的民商事领域转入刑事辩护领域,第一大客户是德国红色救助会,他为那些因政治活动或信仰而被捕的人主张权利。为了胸中的法治信仰,利滕也会免费代理案件。

“埃登舞蹈宫案”案情并不复杂,那时纳粹如日中天,其下重要激进组织“暴风33队”在1930年11月22日晚冲入埃登舞蹈宫酒吧打伤3名“游隼1923”旅行协会的会员,民众一时间人心惶惶。利滕想证明,“暴风33队”的暴力活动来自于希特勒的授意,他想借此案揭露纳粹的暴力与反动本质,以唤醒沉睡的德国人。

利滕对希特勒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盘问,使不可一世的希特勒丑态百出。虽然因法官庇佑希特勒未能给予纳粹党沉重打击,但纳粹党徒确实因此案坐卧不宁。

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后,通过1933年“国会纵火案”终结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公民权利,逮捕了包括利滕在内的大批积极参与政治的犹太律师和共产党员。利滕被辗转囚禁于多所集中营,受尽虐待。其间,多人劝利滕对现实妥协,但利滕为维护魏玛共和国的法律和职业尊严,坚持与纳粹抗争,直至1938年2月4日自尽离世。

柏林墙倒塌后,德国法律界重新纪念了这位最着名的反纳粹律师,德国律师协会总部大楼以利滕的名字命名,律师协会也自称“汉斯·利滕协会”。2003年利滕诞辰100周年之际,德国律师协会会长称颂:“利滕是忘我的律师,是为自由和正义而战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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